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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是如何看待网络暴力的？
Facebook上所谓的搞笑图片、Tinder上虚假的个人简介、Twitter上的侮辱言论：德国仇恨犯罪受害者援助组织Hate-Aid的安娜·韦格谢德（Anna Wegscheider）在采访中谈到了网络暴力中的性别差异以及相关司法发展的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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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谢德女士，你是仇恨犯罪受害者援助组织Hate-Aid的内部律师，Hate-Aid是德国为数不多的针对网络暴力提供咨询的机构之一。请问什么是网络暴力？
之所以使用“网络暴力”这种叫法，是因为这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涵了各种迥异的现象。一方面，这其中包括了暴力的概念，除了主要的身体暴力之外，还包涵了心理暴力。另一方面，还有“数字化”这一重点，即借助于数字化通信手段或线上发生的行为。网络暴力不是一个法律术语，比仇恨言论或仇恨犯罪等说法要宽泛得多。仇恨言论或仇恨犯罪都是相对比较精确的概念，以明确的目标为前提。然而在有些案例中，当事人是受到间谍软件的攻击，或者有些案例中的犯罪动机并不明确，这类案例就不能被归入仇恨言论或仇恨犯罪的范畴。
既然现实世界中已经有这么多的身体暴力，为什么还要呼吁大家关注网络暴力呢？
不幸的是，我们也常常从受害者口中听到这种错误的看法。人们遭受了网络暴力之后去报案时，遗憾的是，他们却依旧往往不受重视。最糟糕的情况中，警察还会质疑他们何必在网上说这些，或者干脆建议他们在相关平台上注销账号。这其实根本不切实际。如今，许多人的工作都要依赖网络。即便工作与网络无关，互联网也是我们所拥有的非常广阔的讨论空间。如果我还要对那些网络暴力的受害者说，忍受不了，你就别上网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公共讨论的空间中正不断地驱逐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夸张点说，之后剩下的就会是一小撮咄咄逼人、大张旗鼓、往往是右翼的少数人，他们就会完全占据话语权。而且，网络暴力对人们的影响也不可小觑。网络中咄咄逼人的背景氛围也会很快蔓延到现实生活中，就不是关上电脑可以解决的了。
你们最常遇到什么样的案例？
最常见的就是典型的侮辱性言论，也就是脏话、有关粪便之类的表达，还有其他贬义词，其次是诽谤和诬蔑。女性遭遇到的，是越来越多的针对她们的外表和性别的贬损，往往还跟性行为相关。而最近更为常见的是借助图像所传达的暴力。其中大多数案例的受害者都是女性，或者说是呈现出女性的形象。而男性事实上不会被涉及。譬如说未经被拍摄对象同意就发布或传播的色情图片或者视频，或者用某人的照片创建虚假的个人简介，例如择偶资料等等。
哪些群体最容易成为网络暴力的目标？
基本上可以说，的确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哪怕你在社交网络中并不活跃。然而，某些特定群体会尤为经常地成为网络暴力的目标，例如记者、各级政治家、科学家、政治活跃人士还有被边缘化或受到歧视的群体中的成员。一旦有类别重叠或重合的情况，这个人遭受网络暴力的风险也会指数级增长。
总的来说，在我们咨询过程中所接触的案例里，案件的性别分布大致相同，女性占比略高。然而，在诉讼融资（Prozesskostenfinanzierung）方面，则往往70％是女性，30％为男性。诉讼融资，概括而言，就是在合适的案件中，由我们来承担民事诉讼的费用，也因而为受害人承担了全部成本风险。如果诉讼成功，对方被告需要支付赔偿金，那么按照我们与受害人之间的协议，这部分资金就会返回Hate-Aid，以便我们可以继续帮助其他受害人。
之所以接受诉讼融资的女性数量不断增加，我认为是基于诸多要素：女性往往只在涉及到公然的暴力内容时才会来找我们，因为她们自己并不确定这到底算不算是网络暴力，又或者不想占用资源，认为其他人的遭遇还要更恶劣。
就您观察，网络暴力在哪些议题的探讨中不断增加？
比较典型的就是气候灾难、有关难民和移民的探讨、女性主义和女性权利的相关话题，最近则是疫情，还有目前热议的乌克兰战争。公众都十分踊跃地加入到这类议题的探讨之中，然而谈论的分化也十分严重。如果你在这些探讨中摆出明确的立场，那么过不了多久就可能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那么是谁在散播暴力，罪犯都是什么人？
这比较难说。例如，根据联邦刑事警察局的统计数据，网络上那些经过精心策划、有策略性释放的仇恨大多来自于右翼。这些仇恨往往与遭到攻击的个人本身关系不大，仇恨针对的其实是这个人所代表的立场。通过这种精心策划的仇恨，就是要将这个人，更重要的是将他们的观点从公共探讨中驱逐出去。然而，在许多案例中，我们都没有任何作案人相关的性别信息，也无从了解他们的动机。然而，如果这个人是来自于右翼圈子，那么是白人男性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在网络文章下方的评论区里，讨论很快就容易趋于白热化。我要如何判断，一句留言不是句蠢话，而是网络暴力呢？什么时候我应该开始向外界寻求帮助？
如果不确定的话，那么我的建议是：立刻。如果有人侵犯了你，这个人不一定会受到惩罚，但前来咨询可以为你自身带来巨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提供相应的咨询支持，有时也可以采取诉讼融资。此外，我们还可以帮助受害人在报案过程中不泄露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地址不被公开。但你也可以直接去报案，虽然很多人都对此心存误解：你不需要知道案件涉及的到底是什么罪行，因为这是警察或检察院的工作。正相反，对你来说，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检察机关或法院来告诉你说，这种行为没有构成犯罪。所以我们才一直建议大家在不确定的时候也要对遭受的网络暴力报案，就是因为大家的迟疑和犹豫，才会让这些暴力可以隐秘起来，逃离法律的约束。
判断网络暴力的依据和判断现实暴力的依据是一样的。如果将网络暴力设立成一个单独的罪名，是否有助于相关法律的贯彻实施？
也没有必要另起炉灶，网络暴力的特殊之处不过是发生在网络背景之中，对已有的犯罪条款进行修订也许更有意义。举个例子说：2021年，“鼓励和纵容犯罪行为” （Belohnung und Billigung von Straftaten）的罪行被得以修订；从前，只有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有过纵容和鼓励才会受到惩罚。然而在网络上——主要是女性——譬如说遭到被强奸的威胁，例如，强奸这一行为通常并没有（或者尚未）发生。这种威胁往往不会受到惩罚，因为不够具体。立法者就这一点发现了刑法中的漏洞——这当然是基于来自于公民社会的巨大压力——并对其进行了修订，因此现在才可能对“被强奸”的恐吓采取处罚措施。
因此，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构宣传这一点就至关重要。再举个有关侮辱的例子——说到侮辱，人们总会想到私人生活中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邻居在栅栏那头骂你。然而在网络上，侮辱的过程就截然不同了。网络上的侮辱言语是谁都能看到的，留在网页上也不会被删除。所以执法机关和司法机构必须意识到，私下里的侮辱与网络上的侮辱并不是一回事。
© researchoutreach.org
近年来，绿党政治人物雷娜特•屈纳斯特（Renate Künast）或气候活动家路易莎·纽鲍尔（Luisa Neubauer）等名人都就网络暴力诉诸法律并取得了成功，在媒体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去报案，获胜的几率有多大？
就审判而言，当事人是不是公众人物都没有分别，民事诉讼也是如此。接受我们的诉讼融资和帮助的人中，绝大多数都并非公众人物。他们之所以不愿成为公众话题，是为了避免譬如说会引起新一波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像雷娜特·屈纳斯特或路易莎·纽鲍尔这样的名人诉讼特别适合受到公众的关注。因为他们本来就家喻户晓，也深知万众瞩目所带来的风险。
除此之外，胜算的把握更取决于：罪犯是谁？他们是亮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对我展开攻击，还是匿名的？案件中的网络暴力是在哪些平台上出现的？尤其是当我们谈论借助图像传达暴力的案件时，例如说，大多数案件都出现在色情网站上。色情网站本身很难追缉，因为这些网站往往都在国外，监管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法律也不适用于它们。因此，总体来说，要评估案件的胜算，还要看案件中的具体细节。
在与执法机构展开相关合作的过程中，社交媒体平台往往也力不从心。匿名上网还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吗？应不应该实行实名制上网的义务呢？
我们明确反对实名制义务。首先，认为实名制就会削减仇恨的传播，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很多伤害他人的人都没有掩盖自己的姓名。其次，那些真正想威胁别人的人在技术上仍然可以做到匿名或化名。此外，实名制不仅针对了潜在的罪犯，也同样会影响到受害者。犯罪还可以通过受害人的真实姓名进一步获取这个人的相关信息。
要保证网络的匿名性，还有其他重要原因——无论是调查研究还是政治反对派要开展的工作，一旦实名制，这些工作就会在国内受到打压。但也有中间道路可寻，而这也正是我们所倡导的。例如，作为一个平台，可以不获取网民的真实姓名或照片，但要与其电话号码绑定。或者，平台可以有义务对涉案IP进行冻结。因此，要保证一定程度的匿名性，同时也为受害者提供帮助，还有很多可行性。
警察和立法工作人员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最大的症结在哪？
最大的症结之一当然还是认为“网络暴力不算真正的暴力”这种观点。我们必须转变思路，我们要问自己：如果我们面对网络暴力却什么都不做，这对我们这个整体的社会究竟有什么意义？至于说要从哪里着手，这都是细节问题了：我们需要修订刑法中的漏洞；我们需要确保诉讼程序更有效果，更有效率；我们需要降低民事诉讼的门槛——就拿证人保护制度来说，在提起刑事诉讼时，是否可以不用给出自己的私人地址。又或者，能否更简便地在报案过程中不泄露个人信息。此外，还需要扩大咨询组织。目前像Hate-Aid这样的机构仍然为数不多。我们的来访者络绎不绝，的确没什么可抱怨的——正相反。然而规模仍然需要扩大，否则长远看来，面对铺天盖地的案件，我们就无法胜任了。
原标题：《数字空间中的犯罪：网络暴力》采访对象：安娜·韦格谢德（Anna Wegscheider）在维也纳大学完成法学学业，曾为逃往奥地利的难民担任法律顾问和法定代表。自2020年9月起，安娜·韦格谢德作为内部律师，开始在Hate-Aid就职。在工作坊与培训过程中，她常常阐述面对网络暴力要走法律程序的社会意义，介绍网络暴力与哪些犯罪行为尤其相关，以及有效的应对措施。 作者：歌德学院在线杂志《时代精神》（Zeitgeist）的编辑娜塔莎·荷尔斯泰因（Natascha Holstein）完成了本次采访。版权：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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